“不敢相信！”“痛心！”“先生走好！”“永远的人民教育家！”……
2019年12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的积雪尚未消融，于此诞生的一位政治经济学领域巨擘——卫兴华溘然长逝。
消息传出，中国人民大学的微博瞬间涌入了无数学子的留言，悲伤追念之情溢出屏幕。
在2019年9月29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他荣获了“人民教育家”的国家荣誉称号。
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出版40余部著作，发表近千篇文章，功成名就之后，他仍然保持着笔耕不辍的习惯，年逾九旬每年仍能发表数篇文章，成为中国最多产的经济学家之一。
“我的命运是与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当过地下党，被捕入过狱，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有过潜心学术的沉淀，走过95年风雨，卫兴华始终怀有朴实的初心，一生所求，只为兴华。
七十余年无悔追随共产主义
卫兴华的一生里，有过3个名字。
1925年，他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善文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家中取“金童玉女”之意，为他取乳名“玉童”。考东冶镇高小时，小学老师给他取学名“显贵”，希望他将来荣华富贵。
1942年，上中学的他自行把名字改为卫兴华，取“振兴中华、复兴中华”之意。
这在当时是一个颇为大胆的举动。
卫兴华就读的东冶镇高级小学附属中学补习班，位于日本占领区内。日军对日占区实行奴化教育，推广日语教学，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理论，老师们虽然对此心怀不满，但并不敢表达出来，还时常教导卫兴华要低调行事。
“那个时候我觉得当亡国奴、受帝国主义侵略，实在憋气。”他从小目睹日军暴行，亲历多次逃难，无法屈从于苟且偷生的做派，萌生了强烈的救亡图存愿望。
14岁进入共产党开办的峩峰高级学校学习抗日课程，15岁参加党领导的“师资训练班”，21岁进入进山中学后开始参与党的地下工作，22岁入党，成为解放山西学生运动中的一枚重要齿轮，青年卫兴华一步一步为实现理想而努力着。
零基础只靠“人十能之己百之”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华北大学学生代表卫兴华参加庆祝游行，满目是兴奋的人群和招展的红旗，想起的是为此奉献出生命的师长、同学和战友。
“当时参与地下革命的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我活了下来，就要用全部的精力去做一个学者应该做的事，为祖国建设奉献力量。”有一张黑白照片在卫兴华的床头摆放了多年，那是他参加地下工作时和两位同事的合影，是怀念，也是激励。
教育学、俄文、经济学，辗转几个专业，组织上分配卫兴华学什么，卫兴华就学什么，从无微词。组织上分配卫兴华去政治经济教研室读研究生之前，卫兴华连“政治经济学”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他只好笨鸟先飞，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学习，几乎从来没有休过节假日，“别人用一遍能看过来的，我用十遍；人家用十遍能看懂的，我用一百遍，所谓‘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
哪怕日后著作等身，卫兴华的书桌上仍然摆着一套被翻看了无数遍的《资本论》。翻开书本，书中几乎每一页都写有密密麻麻的注解。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何召鹏跟随卫兴华读博士时，卫兴华已是90岁高龄，依然坚持每隔一到两周上一次专题讨论课，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即使卧病在床，也会让学生们带着纸笔来到床边，探讨学问、写论文。
坚持但不迷信马克思主义
“我搞马克思主义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我不迷信马克思，马克思的话也不是句句真理。”卫兴华把自己的治学态度总结为“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只唯“对错”。
接触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第六年，29岁的卫兴华就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权威和我国学术界老一辈经济学家“开炮”了。
从1956年开始到1958年，卫兴华连续发表文章，针对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我国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理论中普遍存在的错误进行了纠正。
他在3个问题上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是货币没有阶级性；二是抽象劳动不是商品经济范畴；三是反对“固定资本的周转快慢影响利润率高低”的观点。这3条意见后来都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认同。
在卫兴华的回忆录中，这段历史被轻描淡写带过：“写文章应该有感而发，言之有物。我常提出一些与流行的理论观点不同的意见，进行学术探讨和证明。”
知晓时代背景才能明白，轻描淡写背后是多么惊心动魄。那是一个奉苏联经验为圭臬的年代，要推翻神坛上的东西，不仅需要锐利的思想，还需要无畏的勇气。
“马克思主义揭示和追求的是真理，我就要用追求真理的精神去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人生最艰难、最无助、生命没有保障时，他给自己的最低要求是既不自杀，也不被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给了我最大的人生动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站起来了，敢和最强大的西方国家抗衡，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共产党是追求真理、为人民谋福祉的，即使一时犯了错误，也一定能改正。改革开放后，中国创造了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结合国情实践引领经济改革发展
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让卫兴华的研究工作焕发出新的活力。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还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实际经济问题，都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紧密相连，需要进行深入研究。除了阐释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探讨和批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关观点，卫兴华还着重关注经济改革与发展理论，在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以及经济发展增长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是卫兴华培养的第一批博士生之一。在他的印象中，老师始终奔走在理论探讨的第一线，为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解决奔走呼告。
卫兴华先后发表文章对上层建筑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等观点进行矫正，提出生产力多要素论，明确“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还突出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学者错解中央文件的原意，宣称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由此混淆了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混淆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区别。”洪银兴回忆，卫兴华对此发表了多篇论文进行辩驳。
“争论是有必要的。经济学的发展、理论的发展是不怕交锋的。有时候真理就是在交锋中迸发出火花的。”卫兴华从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著作中难解或被错解的诸多问题，对误解错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有关问题，都进行了理论是非的辨析，被学界称为“经济学理论的清道夫”。
热血燃烧至生命最后一刻
95岁的卫兴华早已须发皆白，总是带着笑意的慈眉善目之间，依然可见那个英气逼人、把情报藏在枕头里的青年的影子。
“我不赞成让老同志‘发挥余热’的提法，我还在燃烧呢！”年事已高、病痛缠身，都不曾阻碍卫兴华前行的脚步。“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胡适的这句名言在卫兴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2004年办理离休后，他每天学习工作时间仍然不少于8小时，直至去世前还在指导博士生，并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传承下去，是卫兴华近年来苦苦思索的问题。在多年的教学中，他坚持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既教授知识，也传递信仰。
2018年4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研修班的开学典礼上，卫兴华将自己获得吴玉章终身成就奖的100万元无偿捐赠，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
2019年9月，厦门大学教授庄宗明听闻卫兴华住院，专程赶到北京看望。他安慰卫兴华说：“您好好休息，今年还要颁卫兴华奖呢，您要亲自颁奖。”卫兴华严肃反驳：“不要‘卫’，叫‘兴华奖’。”
12月6日，卫兴华逝世的消息传出，师生们悲痛不已。
“前天晚上报过一次病危，我自己哭过一场了。今天心情一直非常沉重，为再也见不到可爱的卫老而感到十分伤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邱海平自1981年考入人大经济学系以来，受教于卫兴华已有38年，与卫兴华有着良好的私交，“卫老为党的教育事业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设与发展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光辉贡献，是当之无愧的人民教育家！”
“我们要学习卫兴华教授的奋斗品质、矢志不渝的敬业态度，继续真用马克思主义，搞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说。